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许地山的理解多半建立在他的散文名篇《落花生》上，这是一篇很朴实的文章，并且富有哲理性。

作者从花生的种植过程，一路谈到收获。母亲把花生做成食品，在园子的茅亭开一个“收获节”。父亲来到孩子们中间，并提出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话音一落，引发孩子们的联想，找出各种各样的答案。在这基础上，父亲总结道，花生好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最可贵”的，即它不像其他果实悬挂在枝上，而是把果实埋在地里，等着“成熟”，才容人挖出。由花生“结果”的现象，进而阐释做人的道理，“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好看而无用的，“做有用的人”正是许地山的人生态度。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文章以夹叙夹议的笔调，熔知识、趣味、生活于一炉，使人读后回味无穷。《落花生》自1922年8月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先后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开明书店《国文百八课》、世界书局《初中新国文》、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马来西亚独中教科书《华文》等中外各种中小学华文教材，广为人知。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许地山博古通今，横贯中西，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他对于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都很有研究，尤其是在道教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出版了《道教史》，被郑振铎誉为“扛鼎之作”。在许地山身上凝聚着许多的“想不到”，他有许多我们所不知的“智慧”。

许地山的勤奋是有名的，他在《读书谈》一文中写道：“读书是一件难事：有志气，没力量读不了；有力量，没天分，读不好；有天分，没专攻，读不饱；既专攻，没深思，读不透。其余层层叠叠的困难，要说起来还可以扯得很长。读书是不容易，却不是不可能。即如没有天分，没有力量的人，若是不怕困难，勇猛为学，日子深了，纵然没有多大的成就，小成功总不会没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12年，家道渐趋贫困，年仅19岁的许地山开始自立谋生，在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他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编撰出了《荔枝谱》一书。

1917年秋，许地山进入燕京大学，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勤奋学习。后来他曾向《益世报》记者介绍自己当年读书时的生活片段，那时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够用，他除去上课而外，每天总是步行前往方家胡同或宣外香炉营四条图书馆去看书，往返约有二十里路。起初许地山觉得有些足力不胜，但是在求知欲的驱使下，也就不觉得苦了。他认为这种读书办法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第二，可以借行路做运动，使体魄强健。许地山告诉记者，与其埋着头死读书，不如分出一些时间来运动一下更有效率。对此，记者发出感叹：“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期间，许地山经常到大学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皇家图书馆看书。许地山利用丰富藏书，比较完整地搜集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交涉史料，回国校录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达衷集》。当时同在伦敦的老舍回忆，许地山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图书馆。一进去，他就忘了出来。有一次，在上午八九点钟，老舍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楼上发现了他。到吃午饭的时候，去唤他，他不动。一直到下午五点，他才出来，还是因为图书馆已到关门时间的缘故。许地山找到老舍不住地喊“饿”，原来他已经十个钟头没有吃饭了。郑振铎为了写作《中国俗文学史》写信给许地山，请他帮助查找敦煌写经中的资料。然而，大英博物馆皇家图书馆对敦煌卷子严格控制，禁止携带纸笔誊写抄录。许地山就在阅读时熟识默记，反复暗诵，出了图书馆后凭记忆写在纸上，再寄给郑振铎。

许地山知识渊博，在同时代人中堪称凤毛麟角。他在大学里担任十几个科目的授课任务，在燕京大学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原始及社会演化、原始文化、原始社会、原始道德、原始宗教、社会人类学方法论、人类学、佛教哲学、佛教文学、梵文、中国佛教史、中国宗教史、道教史、中国礼俗史等；此外，他还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在清华大学讲授“人类学”等。

顾颉刚曾说：“人能博闻强记如落华生，则研究任何学问可以事半功倍。”除了在学术研究方面术业有专攻，许地山在日常生活中也充满智慧。戏剧家熊佛西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话用于许地山身上，再合适不过。不管任何不常被人研究的事物，只要问许地山，他决不会使你失望。与他一起上饭馆，他会给你讲述许多关于烹调的掌故，筷子是谁发明的，瓷器的小史，甚至豆腐是何年何月何人传到外国去的。假使跟他一块儿游览故宫，他不仅为你解释其中的字画、古董，还详细分析中西建筑的理论与区别。

熊佛西认为：“这都是他读书多的缘故。他读书不但薄，而且精。他虽然是一个专门研究‘比较宗教学’的学者，但他对于哲学、文学、美术、历史、社会学、考古学都有深奥的研究。”

中山大学叶启芳教授1922在燕京大学读书时，选修过许地山的中国宗教史课程，他和许地山年纪相近，两人亦师亦友。叶启芳回忆：“为了我和他特别要好的缘故，他于课暇，常常带我游览北平城内和郊外的种种庙会市集和各处的寺观。他每有所见，必有所说。对于一极微小事物，他都触类引申，溯本寻源，对我解释。例如寺观屋顶飞角之构造，钉满在寺庙大门之所谓‘螺蛳’，偶像形式和崇拜方式之演进，他都滔滔不倦地向我指陈，令我惊讶他从哪里来那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

1934年秋，许地山到印度研究佛教途经广州，他的学生李镜池尽地主之谊，陪他游“西来初地”南华寺、六榕寺、小北等地。许地山每到一处，必俯仰徘徊，瞻顾流连，给李镜池等当地陪同人员介绍了许多关于广州城的掌故，滔滔不绝。在经过长堤海珠时，许地山指着一棵木棉树，告诉大家：“从前洋人打广州时，曾在那树上架炮轰击白云山。”当时已回到广州工作的叶启芳也与许地山一同游览观音山、三元宫一带，许地山对于每一地点的沿革都了如指掌，对于每一古迹的来历都分析入微。叶启芳说：“我本来生于广州，长于广州，听了他的叙述，只好瞠目结舌，不赞一词。许先生对于民俗研究之造诣，真是不可及的。”

一直以来，许地山始终保持对服装的兴趣和研究。为了筹划编撰《中国服装史》，他十分注意搜集有关服饰的各种资料和细节。1935年5月11日至8月3日分8次连载于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的《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洋洋洒洒两万多字，是许地山研究中国服装史的开山之作。

他在文章引文中论述“穿衣服的动机”和“服装的形式”。在许地山看来，穿衣服的动机有三：一为护体，二为遮羞，三为装饰。这三种中以装饰变化最多，衣服形式的变迁都与人类装饰趣味的变化有关。服装的形式可以大略分为七种：一、战利品的安置；二、威吓作用；三、性的引诱；四、职业的表示；五、性别的表示；六、地域的特征；七、宗教的信仰。

接着，许地山分门别类介绍了公服、礼服、常服、旗装，全文图文并茂，所配的100多张图片，是他从平时搜集的画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包括古代的寿影、小照、行乐图、清人画的时装、书本插图、风俗画、年画、嫁妆画、灯笼画、油画、画报、广告画等，以及近代的照片、画报、广告画等；此外，还有庙宇的塑像及其他雕刻。

在燕京大学给许地山当过助手的张鸣琦回忆，许地山曾经叫他到始建于元朝延祐年间的北京东岳庙去速写七十二司的泥像，许地山说那些泥像虽塑于元代，但服饰的样子却都是宋代的，而宋以前的服饰是与宋代没什么大差的。

许地山在《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的结语中提到研究服装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显示民族文化的程度”。因此，作为历史文物，古代服装实物的搜集很重要。他忧心忡忡：“近年来，欧美女子喜欢穿中国古装，市上存货都叫她们买贵了。加以欧美博物院派人到处收买，个人财力是不容易与他们竞争的，希望我们的博物院也赶快搜集些。”

许地山逝世后，郑振铎感叹：“他要研究中国服装史，这工作到今日还没有人做。为了要知道‘纽扣’的起源，他细心地在查古画像、古雕刻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资料。他买到了不少摊头上鲜有人过问的‘喜神像’，还得到很多玻璃的画片。这些，都是与这工作有关的。可惜牵于他故，牵于财力、时力，这伟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许地山不仅对美术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擅长琵琶，熟稔西洋乐曲和民歌。他的朋友李颖柔回忆，许地山是个多面趣味的人，世上很少教他觉得乏味的东西，“我们一同去听音乐，听歌剧，听昆腔和二黄，看电影和话剧，样样他都算内行。各种的艺术，能使他作门外汉的，实在不多，简直没有，尤其是音乐使他发生甚深的兴趣，而且他能作出简单动听的乐谱来”。

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在1996年已发现的许地山译世界名歌10曲的基础上，又陆续发现许地山翻译和创作的歌词28首。许地山借用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民歌的曲调和贝多芬、帕伊谢洛、策尔特、华莱士等人的作曲，填写了《纪律》《朋友》《云》《自治》《矿工》《爱群》等歌词，这些歌曲清新明快，思想鲜明，流畅上口，适合青年学子咏诵，既能陶冶他们的性情，又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如《矿工》第二段：“任是耕种，任是经商，都须我等开矿。任何技艺，任何事工，原料是我所供。窄窄机道，深深地洞，锤声冲冲，机声隆隆，我等是主人翁。矿坑虽然郁闷，能使生活繁丰。”商金林认为，许地山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中国歌”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值得称道。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在香港不幸辞世。许多人感叹千古文章未尽才，正如香港教育界追悼许地山的挽联所写：“仰著作等身，事业未终是文化之损失；待栽成多士，音容永隔为教育而悲哀。”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签：